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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兼牧歌史唱志含谏章颂曲-【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55:40 阅读: 来源:剪板机厂家

情兼牧歌史唱 志含谏章颂曲

初盛唐在朝显宦所作边塞诗虽多奉制之作,但仍有不少奋发昂扬,歌颂祖国统一的佳作。如杜审言、张说、贾至等人的边塞诗表现了烽烟散尽后社会的繁荣,也反思了历史烟云变幻,歌颂了国家进步的民族政策。有一部分奉和诗在歌功颂德的表面下还带有着进谏的用意。

关键词: 奉制诗; 颂世; 历史感

唐代高级官僚的边塞诗以奉和或送人出使之作较多。奉制边塞诗又以唐太宗、唐中宗、唐玄宗朝最著名。规模较大的有太宗朝的《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应诏》、《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中宗朝的《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总管张仁亶》、《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玄宗朝的《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等等。诗作者皆台阁重臣与文馆学士,并不以边塞诗擅场。如景龙三年七月,四年,唐中宗送金城公主和蕃,奉制作诗者十四人,多为珠英学士及修文馆学士,有崔日用、薛稷、马怀素、沈佺期、崔湜、李峤、阎朝隐、韦元旦、唐远悊、李适、刘宪、苏颋、徐彦伯、张说。当时“凡天子游宴,唯宰相及学上得从。”[1]作者都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兼朔方军节度使,往朔方巡边,唐玄宗御制诗为他壮行,张说有诗应制,源乾曜、贺知章等二十人和作。以上这类奉制诗都是五律或五言排律,对仗工整,渲染排场,颂扬皇恩,在艺术上也较为平庸,所以,历来研究者们对于他们的边塞诗都不重视,以为“肉食者鄙,不能远谋”。但若试以排沙拣金的态度来看,满朝朱紫们除了制作马屁滥调之外,有一些较好的边塞诗作——包括奉制诗、送别诗等等,以高屋建瓴的视角透视历史的风云变幻、对战争结束后的盛世繁荣充满自豪。诗中显示了开阔的胸怀、自信的面貌、积极的心态,展现了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势,描绘了祖国山河欣欣向荣的画卷。以充沛的热情歌颂国家统一与社会建设成果是他们独到的成就。这些诗的基调是风和日朗的,没有边塞诗中常见的烽火弥漫,但却透露出烽烟才散尽后的各族人民生生不息的繁衍。

初唐的佳作,有着半似牧歌、半似史诗的情调,打着一缕春眠初醒般的轻快的光线,仿佛晨曦刚刚穿透了薄雾,教人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这个新鲜的世界。如杜审言《送和西蕃使》:“使出凤皇池,京师阳春晚。圣朝尚边策,诏谕兵戈偃。拜子明光殿,摇心上林苑。种落逾青羌,关山度赤坂。疆场及无事,雅歌而餐饭。宁独锡和戎,更当封定远。”

送人从戎之作也活泼新颖,毫无担忧之意:“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赠苏绾书记》)书记翩翩,说明敌弱我强,毫无压力;战不经年,说明出师必捷,马到成功。殷殷祝愿中流露出信心。

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历任洛阳丞、膳部员外郎、国子监主簿,为修文馆学士,在官位显赫的文章四友中政治地位不算高,但诗歌造诣却最高。李峤为景龙中宰相,文章宿老。唐高宗调露元年,朝廷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李峤为监察御史奉使朔方,作诗《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诗中扶今追昔:“……二庭已顿颡,五岭尽来王。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凭轼讯古今,慨焉感兴亡。汉障缘河远,秦城入海长。顾无庙堂策,贻此中夏殃。道隐前业衰,运开今化昌。制为百王式,举合千载防。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岂不怀贤劳,所图在永康。王事何为者,称代陈颂章。”

生活在武后时代的李峤虽然常常忧伤的感叹,“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汾阴行》但是,面对着今古之变,作为一名大臣他也会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英雄怀抱,有时候他也能抛弃那种空虚怀疑的无病呻吟的哲学,放下才人名士们在坎坷失路时常发出的黄梁梦醒、富贵无常的感叹,而以现实的建设性的眼光积极看待社会生活。这首诗中比较了秦汉各代守边的得失,为农牧业的复苏和进步而期盼不已,还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各族来附的欣悦。

永隆二年前后,李峤作为监察御史还曾奉使安辑岭南,都有诗纪之。如《安辑岭表事平罢归》、《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道中》等,格调亦健朗。

无疑,初唐的诗歌处处透露出一种早晨的精神,少年的精神。在一切的诗中充满着期待,以迎接新生活的姿态活跃着。这朝气来自于百废俱兴、红日初生的时代,无怪乎初唐名臣李百药在高龄赋《帝京篇》,博得唐太宗“卿何身老而而才之壮,齿宿而意之新乎?”[2]的赞叹。

而相比之下,盛唐时期的名臣们笔下散却了愁云,显得那么开朗和轻快、精神饱满:

苏颋《同饯阳将军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描写了“将坛登礼盛,军容出塞华”的场面,表达了“当看荣还日,及此御沟花”期望,显得踌躇满志。

张说《奉和圣制送王睃巡边应制》,是一派开元初的和平气象:……“一劳堪定国,万里即长城。策有和戎利,威传破虏名。军前雨洒道,楼上月临营。别藻瑶华降,同衣锦襮荣。丝竹路傍散,风云马上生。朝廷谓吉甫,邦国望君平。”

阅历盛唐至中唐的贾至善于作“煌煌大文”,有《燕歌行》:“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制北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檎单于。前临滹沲后沮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昔时燕王重贤士,黄金筑台从隗始。倏忽兴王定蓟丘,汉家又以封王侯。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我唐区夏余十纪,军容武备赫万祀。彤弓黄钺授元帅,垦耕大漠为内地。季秋胶折边草腓,治兵羽猎因出师。千菅万队连旌旗,望之如火忽雷驰。匈奴慑窜穷发北,大荒万里无尘飞。隋家昔为天下宰,穷兵黩武征辽海。南风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时迁道革天下平,白环入贡沧海清。自有农夫已高枕,无劳校尉重横行。”

苏颋,修文馆学士,中宗朝宰相苏瑰之子,与张说以文章并称“燕许大手笔”。(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他开元初入相,宋璟以与其同掌国政为荣。张说在睿宗朝、玄宗朝前后三次为相,喜推奖后进,引天下名士,又倡导经术,倡开文馆置学士,领袖文坛,以盛唐雄浑之气改初唐之绮靡余风,被唐玄宗誉为—代文宗。贾至,贾曾之子,官至礼部侍郎、京兆尹。与其父先后知制诰,唐睿宗传位玄宗及唐玄宗传位肃宗,两朝册典即出于贾曾父子之手。他们都是盛唐时代在朝廷中的见证人。这些诗中,最直接表现盛世风貌的是贾至的《燕歌行》。他分析批判了隋代穷兵黩武导致两败俱伤的错误政策,歌颂唐朝采取明智的安边政策而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拥护。漫长而艰苦的、历代纷乱的英雄割据终于结束了,迎来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局面。他叙写历代燕地的情形,为入唐以来国家统一、休养百姓而引吭高歌,此诗不炼字句,不设排偶,一气呵成,写得意气风发。起句就很有力度,中间大段笔墨反思往昔历史烟云,世事如棋局局新,末尾两联与开头两联相呼应,炽托出了一种欢腾的场面。以上这些诗,都是在唐朝经济日渐繁荣之后才能有的作品,体现出以往历代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所以它们虽然数量不很多但却不失其可贵。它们不是黩武之作,也不是反战的呼声,也不重视抒发个人的志向,而是目睹国家昌盛的欣喜,以满腔爱国热情歌唱统一的国家空前繁荣。在他们的边塞诗中,已经开始富有了深厚辽远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建立在时代优越感之上。

奉和之作貌似千人一面,从中却能反映作者对民族政策的不同态度。开元名相宋璟、姚崇、张说、张九龄辅佐唐玄宗力主抑武修文,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新唐书·宋璟传》记载:“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踰年,才授右武卫郎将。”开元时代《边关宁静,张说请求唐玄宗将镇边的六十万人裁兵二十万。当唐玄宗欲击吐蕃,他又密请讲和以休息边塞。他们进步的政治见解都在诗中有所体现。例如,同样是送张说赴边诗作,担任过考功员外郎、御史大夫、官至礼部尚书的王丘就与宋璟立场不同。王丘诗号称“肃杀从此始,方知胡运穷”(《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誓欲把“胡”逼到穷途末路,宋璟则提出“德风边草偃,胜气朔云平。”并认为“不战”、“至和”才是最高明的的胜利。又如张九龄《送赵都护赴安西》提出“义无中国费,情必远人安。他日文兼武,而今栗且宽。自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也体现了诗人宽和的治边策略。唐代一些较为正直的臣子每每以奉和或赞颂的诗文婉言进谏,如魏征主张偃武修文,他奉制作《赋西汉》诗,有“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之句,唐太宗看后赞道:“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张说作《皇帝马上射赞》[3],歌颂唐玄宗“一面昭仁,三驱示武。走则发射,伏则不取。”分明是以射猎象其治边,有意抑制其黩武倾向。显然,有一部分奉和诗在歌功颂德的表面下还带有着进谏的用意。

进步的奉和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国家人们的精神面貌。男耕女织,农夫高枕,牛羊兴旺,社会百废俱兴,所有这些描写都反映了进步官僚对国计民生的关怀。贞观以来国家总体上是在发展中,到了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到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4]在这些歌颂诗的背后,事实上就有着杜审言所欢呼的“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大酺》)的狂欢庆典、有着杜甫所赞美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素缟车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这样确实存在的热闹与繁荣。

官僚缙绅与学士们对于诸如军中不平等、赏罚不均、士卒艰苦等问题,完全都没有以诗歌曝露。甚至,象高适这样为百姓说话的诗人担任中央官员后也不再作为民请命的诗了。这虽然是他们创作主题上的的一个缺陷,但从另一方面看上述歌颂世态的诗,凡写得较好的作者都是政声不错的贤臣,如李林甫之流却做不出这样的作品。作为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一旦发现社会的弊政了他完全有能力用行政手段革除,没必要借诗歌说话。只有当士人地位还比较卑下时,才需运用诗歌舆论的手段干预政治。因此,不宜单以诗歌批判社会阴暗面的深度,来判断一个诗人走上政治舞台后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也不能以阶级的眼光评判唐代的诗人,说官员们批判了社会阴暗面、看破了城市的繁荣就是进步的,而歌颂了生活的美好阳光就是无视人民苦难。任何时代、任何阶层的人们都有权利歌唱。只要他们反映的不是虚假的繁荣,那就是值得称道的。

中唐以后,大臣的有关战争诗已无足称者,如唐宣宗大中初,白敏中打退吐蕃的入寇,与同列宰辅作诗。白敏中的“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贺收复秦原诸州诗》)魏扶的“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贺白敏中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崔铉的“共遇圣明千载远,更观俗阜与时和。” (《进宣宗收复河湟诗》)不过老调重弹,未开拓新境界。与其他阶层的边塞诗作者一样,台阁诗人们创作颂世边塞诗作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国力紧密相联,因此佳作都产生于初盛唐时代。他们的作品价值比我们从前所认识的要更加大得多,内容并不都平庸肤浅,其创作心态也决非一句“歌功颂德”所能全部概括。他们的诗作为唐代边塞诗增添了高昂的调子,也添加了一抹早晨的亮色。

参考文献:

[1] 《新唐书·李适传》。

[2] 《新唐书·车百药传》。

[3] 《全唐文新编》卷二二六。

[4] 《新唐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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